1956年 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名义在广州原中苏友好大厦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
1957年 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各外贸公司在广州举办了春秋两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1958年 会址迁至今侨光路2号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出口成交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达1.5亿美元。
1959年 会址迁至起义路陈列馆，面积达4万平方米，是侨光路陈列馆的2.7倍。
1967年 周总理视察春交会，并做群众组织工作，保证了交易会顺利召开。
1972年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1972年春交会应邀到会美商有42人，这是中美贸易中断二十多年后美商首次到会。
1974年 第三次搬迁至现在的流花路新建的广交会大院。展馆正面镶有郭沫若先生手书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1980年 广交会开始了对台贸易。
1983年 中外合资企业首次到会开展出口成交业务。
1984年~1985年广交会分别获得意大利“国际墨丘利金奖”、西班牙“国际贸易奖”。美国副总统布什参观1985年秋交会。
1986 年 广交会斥资6000多万元对展馆进行系统改造。举行了60届庆祝活动。
1989年 一年两届出口成交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达108.9亿美元。会期由20天改为15天。新增设了经济特区交易团。
1993年 实行主要由“省市组团，按团设馆”的改革，共设45个交易团，试办轻纺交易会。
1994年 广交会开始按“省市组团，商会组馆，馆团结合，行业布展”的方案组展。设六大行业馆。
1996年 广交会加大了招商力度，邀请国外知名工商贸易团体和高层贸易代表赴会。
1999年 获外经贸部授予自营进出口权的私营企业首次亮出自己的牌子走上前台。
2000年 广交会会期由15天改为12天；到会客商突破10万人。
2001年 春交会到会客商超过11万人；成交金额达158亿美元；广交会加大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
2002年 从第91届开始，改为一届两期，每期六天，两期内将间隔四日；同时，将参展的商品分类，安排在两个时段中分别展出。
广交会50年、100届纪念专题
“中国第一展”百届知天命
或许是特定的历史政策和珠三角丰厚的商业沉淀，给予了广交会绵绵不绝的滋养，令其成长为今天外贸第一盛会。就如它所在的城市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外贸史一样，百届广交会也见证了新中国的外贸史。但当“一口通商”已成往事、贸易全球化之风遍吹每个角落的今天，广交会已经不得不面对角色转换和重新定位的尴尬。“天时”已逝，广交会需要一场彻底的“洗心革面”来赋予自己新的生命力。50知天命，广交会到了自省和自新的时刻了。
解惑
广交会面临重大变革
上世纪90年代末，先是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展览业蓬勃发展，再带动其他地区展览的发展，广交会一枝独秀的局面已经被打破，越来越多体制灵活的展览会冲击着广交会的地位。
向来只重一个“出”字的广交会在百届盛典的关头传出改名的声音。“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将易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一字之差却标志着历史性的飞跃。
2006年3月，一个名为“战略发展研究部”的部门在广交会内部成立。这个信息透露出的意思不言而喻：历经50载春秋的广交会已经到了转型的关头。
之后的大半年时间里，广交会内部都在紧锣密鼓地讨论今后的战略规划问题。而在百届盛典之后，这些形成方案的计划将逐渐付诸实施。
大企业流失 专业展围攻
广交会的危机感从2002年开始逐渐被放大。先是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缺席广交会，接着，长虹、康佳、TCL等家电巨头相继缺席，广交会对外贸行业一直树立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
很多人并不把广交会和一般的展览会议相提并论，原因在于50年前，广交会的缘起承载着国家外贸出口的使命。这样的特殊背景，使其身上“指派”和“分配”的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其肩上“国家商务部”的牌子也被人们视为“中央级展会”。
但是，广交会内部也明白这种“靠山吃山”的方式不能让它稳坐“中国第一展”的位置，家电行业的缺席已经是一个危险的前兆，差不多同期举办的深圳高交会也逐渐扩大部级举办单位的阵容，广交会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秘书长陈泽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家电企业离开的原因在于，海尔等大型企业已经不再把广交会作为出口产品的主渠道,实际上这些企业利用广交会这个渠道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建立了自己的出口渠道。
不光是家电企业，对于大型的进出口企业来说，自建渠道已经是件非常普通的事情。除了渠道的改变，专业性展会的增加也是广交会的担心所在。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仅广交会开展的半个月，在珠三角各地同时办展的就超过15场。除了广州市内及郊区，其他展览主要集中在深圳、东莞、珠海、顺德等地，“分展场”多是设置了例如纺织、机械、工艺品等专业展会。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珠三角地区与广州相隔不过一两个小时，有更多需求的买家便会利用空隙时间前往观展，这些搭顺风车的展会由此受益。
广交会主任胡楚生坦言，各种展会“对历史悠久的广交会构成了较大的竞争压力”。
广州会展产业研究所所长刘松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交会的体制决定了它在运作方面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展位的分配体制使周边的展览有空子可钻。
随着WTO的进程，中国企业对外经贸交流的机会和渠道增加，广交会不再是唯一能与外商沟通的渠道，各种专业展的激烈竞争也在分薄广交会这样综合展会的客人。
不要说上世纪60~70年代，就是到了90年代，广交会的地位也是无可匹敌的。90年代初，中国展览业才悄然兴起，没有谁能和广交会同台竞争。但是到了90年代末，先是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展览业蓬勃发展，再带动其他地区展览的发展，广交会一枝独秀的局面已经被打破，越来越多体制灵活的展览会冲击着广交会的地位。
“计划展位”与“市场经济”的冲突
在广交会副主任、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总经理陈八荣眼里，广交会的“出身”不同寻常。陈坦言：“广交会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转型有个过程。但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战略规划出台，时机合适的时候就会公布。”
陈八荣所指的“计划经济色彩”，有一部分指的是广交会的展位分配体制。
和一般的展览会自行购买不同的是，广交会的展位是由国家商务部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各个省份和商业协会皆有一定指标，再继续分发到各个地市。由于展位并不是灵活自由买卖，而是要靠分配制度，展位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这种分配体制能长期维系的原因，包括每届数量庞大的“观展团”。海内外的商会都组团前来观摩交易，这对于众多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来说，无疑是每年接单的最好机会。所以在50年前的“锁关”年代，到80~90年代，广交会仍然是大部分企业出口签单的主要途径。
对此，业内一直有声音表示广交会的改革应先从展位分配制度开始，但是这一建议在广交会内部一直不被采纳。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胡楚生向媒体表示，广交会不会考虑采取像香港贸发局那样纯粹市场化运作的会展经济模式。原因在于“它要担负起实施国家出口导向战略的责任。这一特殊定位，在现阶段及以后若干年内，都不会改变。”
所以，每一年，打击倒买倒卖展位都是广交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广交会永远是中小企业想挤进来的狂欢盛会，展位倒买倒卖的行为屡禁不止。
一位展览企业的职业经理说，如果确定“出价高者得”的原则，黑市交易就不容易发生，但广交会做不到。他们要考虑支持西部开发，考虑到支持中小企业等国家政策，并依据这些国家政策，搞平衡。“如果广交会能够严格控制价格和展位炒卖等问题，相信其他问题会迎刃而解。”
不过，广交会在1月底发布的《分配性和招展性展位申请与安排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已经开始对参加第99届的各家企业进行考核测评。广交会希望这些措施能使希望进入广交会的商家能有“平等对待”的感觉，抹去一些计划安排的色彩。
但在一些商家看来，这些评选起到的作用并不大。他们认为招展性的展位应该要有扩大的趋势，才能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改革分三步走
对于改革，之前最受关注的是“一期一展”改为“一期两展”。由于展馆和展位所限，当时的广交会已处于“超负荷”运转的境地。所以，第91届春交会把展览按行业每届分成两期，对展区设置和展品分类都进行了重新设计。
这是迄今为止能看到的较为明显的改变，而改革的后续部署正陆续到来。
例如今年正值百届广交会之际，“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易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被提上议程，虽只有一字之差，意义却非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