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的高校章程中，突出了“师生共治”的特点，学生可以加入学术委员会、校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具有参加学校治理的机会、渠道和权利。这是对学生权利的尊重，也是实现去行政化的一种必要的制约。去行政化的关键，不是不要行政，而是实现对权力有效制约，通过制约、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方式，让行政权力服务于学术权力、学生权利。显然，在这个制约的过程中，学生的身影不能缺失，他们的声音除了代为表达之外，还应有制度化的诉求通道。在这一点上，北大无疑主动给予了学生更多权利。

　　而清华的高校章程，则表现出了权力的自省意识和自我约束的自觉——校长禁止进入学术委员会，这对于一些迷恋权力，把权力置于学术之上的领导来说，显然是一剂清醒剂。高校行政化的突出表现，就是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而这种格局的形成，就在于行政权力的统管意识与粗暴干涉。现在，清华的校长主动将权力放弃，把权力交给学术委员会的成员，这种放弃当然是一种去行政化的体现。同时，清华的高校章程还在总则中强调了办学不受校外机构、个人、组织的非法干涉，这是对其办学自主诉求的一种外在保证。所谓办学自主，首先要有自主的空间才行。

　　当然，在可圈可点之外，高校章程在推进去行政化的进程中，还应该有更多的点睛之笔。在论及高校章程的作用时，维护办学的自主权和学术活动的独立性被重点强调。而要想真正维护办学和学术活动的独立性，就必须以大学“宪章”性质的高校章程，对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地位、作用作出清晰的界定和厘清。比如，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到底是辅助性的，还是主导性的?校务委员会是否能够对决定办学自主的经济问题作出发言，并产生影响?监察委员会的监察范围是否涉及学术权力，有无透明运行的机制?这几个问题，事关办学自主权能否如实兑现，以及不会蜕变。

　　任何真实的权力，都是建立在制度保障真实、有力基础上的。如果学术委员会的建议只是建议，只是用来参考，最终的结果还是由行政权力来主导、拍板、定夺，则学术委员会即使讨论得热火朝天，教授和学生们即便能够顺利跻身其中，占据多数位置，也未必能够产生真正的影响。如果校务委员会只是对学校办学中的鸡毛蒜皮的事情进行发言，无权对事关学校人事、经济、后勤等重大问题予以过问，那么校务委员会也只是一个摆设。如果监察委员会不对学术权力进行监督，运行上不够透明公开只是唯校长是从，就会存在监督中的盲区，就可能成为行政化的棋子。要知道，在缺少监督的格局中，是权力就存在腐化的危险。

　　高校去行政化是大势所趋。若不去行政化，高校就无法遵循教育的规律，回归教育的本质。但去行政化之路又必定会艰辛，即便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制度让去行政化的理念清晰而准确地落地，依然是一个需要追问的难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需要一些高校的探索与推进，如北大和清华的努力，也需要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能有一针见血、直抵病灶、消除隐患的点睛之笔。

　　这些点睛之笔，对应的正是高校去行政化中的关键问题与最大难题。